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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现代学者Judith Shklar指出，应该注意亚里斯多德式的作为"理性统治"的法治和孟德斯鸠式的作为"权力制约"的法治。

如果被告完全可能在法院面前宣称被胁迫，或者向国家机构告发报案，而国家在被告宣称或告发报案后的确会转入其他方式追查原告，原告也会大大减少使用威胁方式的激励。[64] 这里存在另外一个相关问题。

这种观点在英语国家学术界颇为引人注目。[52] 以及在这些国家关于法庭辩论、展示律师技艺、暗示法律推论的重要，从而批判法院裁判正当性的大众文化运作，比起大陆国家而言可说大行其道。[47] 有时有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确认为法院是可以做些"立法"工作的，比如填补法律的空白。在我看来，一审法院的这种说明理由是多余的，也是没有较好实践效果的。较高级别的法院运用说理方式所作出的法律论证，完全可能要比较低级别法院运用说理方式所作出的法律论证更为容易引起争议。

法律解释是另外问题，与本文所论述的法律论证有所不同。此外，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部《拿破仑法典》颁布近200年了，至今仍为法国人通用，仅仅作了些许的补充。

当许许多多的不同学科都被归在科学的概念之下时，人们就往往只关心并抽象出科学发展的一般的社会条件，而很少认真对每个具体学科的知识及其知识体制是何以发展起来的作一番福柯曾对犯罪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的发展所做过的那种细致的谱系学和考古学分析。至少美国的律师职业伦理(实际上也是法律，尽管称之为伦理)也对律师拒绝辩护作出非常严格的限制。而英美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循先例。而在一个社会急剧繁荣、迅速发展、以致于计划没有变化快的社会中，现象之间关系无法或很少重复，不存在一个法学家可以凝视(福柯语)的对象，因此法学家也就难以从社会生活中辨识并进而理解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自发性秩序，很难发现和提出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和长期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仅仅在字面上形成法律)。

这时的法学，更可能是靠脑袋立法，或对法律条文的注释。比起其他学科中的这一转向、那一转向，各种主义以及主义前那些现有中文似乎都难以应付的前缀，法学实在是太缺乏新意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陪审团，其最早先只不过是当事人找来证明自己人格的证人，一般是乡里乡亲，而如今已成为由彻底的陌生人构成的、听取证据并依据证据认定指控是否成立的一个制度性设施。但这也与本文的所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而是各学科的普遍性问题。由于总体上的法学研究对象是法学家无法建构的，而几乎完全依赖社会稳定来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法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为娇嫩的学科，虽然不至于是豌豆公主(垫了20床褥子，她也能感受到褥子下面的豌豆)，但它对社会条件的要求的确比其他学科更为苛刻。而社会的不幸，往往也更容易触动人们感情之弦，因此才有了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感叹。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象马克思、韦伯这样的具有天才的创造性的思想家，尽管毕业于法学院并且都有家学渊源(马克思父亲是律师，韦伯父亲曾是法官)，却最终都走上了社会思想家这条不归路的原因之一。因此，尽管拿破仑法典被公认为是法律史上的一大变革，但是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说的话大意是，既然现在人们都喜欢新，那么我们就给他们一些新理由来喜欢旧法律(所谓旧，只是指目前社会已通行的而已)。然而，这个问题太大，在微观的层面，需要细致的考察。只有发现其特点，我们也许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法律行当为什么目前开始发达起来，法治的口号会流行起来，法学教育会膨胀起来，而法学的发展似乎又不尽人意(以致被人耻笑为幼稚)，以及为什么法学家似乎目前总是急于参与立法或注释法条，似乎缺少一些学者应有的开阔视野、博学和社会人文关怀。

然而，即使是后者，法律法律能否真正成功，能否真正为人们接受，仍然不是利用法律推进改革的政治家或法学家能肯定的，而必须经过长期的公共选择。一旦社会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了，社会的交往、交易增加了，社会对规则的需求和依赖就多了，法律也就有了其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即使有，其法学的血统也会很成问题。分数最高的文科考生，20年前大多报考文学、哲学、外语，而今天则大致报考法律、经济、管理。

即使人为努力制定法律来保持秩序，也未必能够成功。这种如今看来荒唐的事后来即转化为海损案件的扣船扣货，这样既省去了传唤船主的不便，又保证了至少得到相当数量的赔偿。例如人民公社制也曾进入宪法和法律，但终究被公众否弃了。同为社会科学，同样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经济学可以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厂商经济学，社会学可以只研究一个村落，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种现象，例如迪尔凯姆的《论自杀》。的确，从古罗马时代的契约法与今天市场经济的合同法在许多基本方面并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与文学和纯粹的思辨理性也有较大差异。

因此，这句老话，对于我的意味，也许就是提醒和要求我重新审视法学(广义的，包括所谓的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的一些特点及其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独特的社会条件。使用概念的一大优点在于它使信息的使用和交流更为经济，而其弱点就是容易使人忘记和忽视在某些时候不重要而在另外一些时候相当重要的差别。

如果引申并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不同学科发展、繁荣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说，就法学的总体而言，就几乎没有真正的研究对象。

社会动荡会影响其他学科的研究，但一般说来对其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影响，例如哲学、数学、历史，或可以调整对象，例如局部地区的社会学研究。这时，即使有很认真的、很有能力的学者，也只能作一些实际更类似于思想或历史的研究，例如注释一些法条，发掘一些史实，演绎建构一个法律的逻辑体系，提出某些很有洞见的思想，而不可能有活生生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法律状况的研究，更难以验证这些思想。

这是文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不同。即使有变化，法律也是力求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有节制的、因此是人们可以有预期的发展。法律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保持社会秩序和行为规则不变，使之制度化，因此才有所谓的法治或规则的统治，人们才可能根据昨天预测今天和明天他人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根据此地的情况判断彼地的情况，也才有可能做到法律面前(在时间维度上的)人人平等，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进行合作、解决纠纷的定式(借用围棋上的一个术语)。至少在美国，经济系已不远远不如法学院、商学院兴旺。

当代的着名法学家瞿同祖先生的两本重要着作也都是法律史的着作。如果国家不幸处于动荡之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就难以进行，甚至来不及进行，因此秩序无法形成，人的活动就无法显现出其规则，也就无法形成作为制度性的法律。

不仅见诸于西方各国(例如，如今挤也难挤进的哈佛法学院当初有一年只招到一名学生)，而且在当代中国，似乎也可见端倪。法学关注的可以说是一个国度内整个社会的相对长期的稳定秩序，是这种稳定秩序中体现出来的人类合作活动的规则。

它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独出心裁和异想天开。我在此说这些话，固然是渴求社会的理解，却决不是想因此推卸法学家的责任。

正如一个贵族公子落难乡间可能洋相百出，但一旦进入上层社会，他则可能风流倜傥，挥洒自如。其次，即使在和平稳定时期，由于法律要求的对人对事的普遍性，它也势必不能朝三幕四或朝令夕改，它不是以其先锋性满足社会的革新者(这种人一般说来总是少数)对于未来的畅想，而是以它的老规矩萧规曹随来满足社会的多数人对可预期生活的需求。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首先是，它指出了文学繁荣与社会安定之间，至少在某些时候和在一定限度内，成一种反比关系。一个律师，也不能因为仅仅被告罪恶累累或欺诈成性而拒绝为被告辩护。

而且，尽管经济学今天在中国似乎很热，但这种情况未必会持续下去。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出了那多少令我们这些法学家有些迷惑不解、不快甚至羞于引用的话： 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

当年，西方社会中产生对物诉讼的前提预设是万物有灵论，因此一棵树砸伤了人，就会对其提出诉讼。由于法学的上述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就总体来说，法学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学科。

因此，这就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候，法学家并不是有了充分的理性准备来接受社会界定为法律的那些任务，而是被社会强加的。而且即使是考察和想清楚了，也不可能在这里短短的几千字中说清楚。